（以下是我在七月三日參加 Matters 在台北舉行的分享會的演講內容。我簡單校對了 Matters 同事的逐字紀錄，放在這兒和各位分享。謝謝 Matters 團隊。謝謝各位關心香港的台灣朋友。原文以及其他部分，包括林宗弦老師的分享和答問的環節在這兒。）
謝謝大家參加這次活動。今天我的題目是這樣安排：六個關鍵詞。這次反送中運動跟過去香港很多社會運動不一樣，我希望用這六個關鍵詞說明一下。但我也想用一點時間說一下結構性背景。我是社會科學出身，想問現象後面的結構是什麼。我想知道六個關鍵詞或這次運動特別的地方後面的結構是什麼，這次的不同是否足以挑戰一些香港很難解決的結構性問題。
第一組關鍵詞：勇武跟和理非。這幾天大家在網上可以看到這兩張圖到處在傳。和理非是「和平理性非暴力」的簡稱，有時還要加上「非粗口」，變成「和理非非」。後面的原則是一個社會運動要達到一個很純潔的狀態，通過非暴力、和平的狀態去感染其他人參加。至於勇武，它的定義在香港不斷改變，很簡單來說就是和理非不敢做的，可能會有些暴力在裡面的狀態。可以看到這兩張圖片都很強調和理非跟勇武要走在一起，大家不矛盾，要一起做好這個運動。作為香港人我看到這樣的圖片，第一個感覺是過去這五年的學費沒白交，我是指從一四年的佔領到今天過了的這差不多五年。這兩個圖，假如三個月前放出來，大家會完全不明白。但是現在大家都覺得這很合理，應該這樣做。
我想講一下時代背景：香港的集體行動有它的歷史。香港的集體行動，回到五十、六十年代，還是國民黨共產黨有很多鬥爭時，當時的抗爭是很暴力的，有雙十、六七暴動。這時候文化大革命影響到香港，有很多暴力事件。這影響到香港人覺得如果要搞集體行動要很小心，不要把中國大陸的混亂拿到香港。所以，六七年之後香港人對和理非有一種，我會形容成一種宗教性的崇拜，搞集體行動一定要和理非，不是和理非的話會變成像六七年一樣，那是沒有人同意的。再來就是八九民運在北京的鎮壓給香港很多打擊，香港很多人支持八九民運，鎮壓也給大家帶來宗教性崇拜要和理非，千萬不要給理由給政權用暴力來鎮壓我們，所以我們要非暴力。
這個大的時代背景到一四年的佔領運動達至高峰：我們就用這個方法去表達要求。但是佔領運動一開始就沒辦法去完全按原來的劇本發生：中環沒被佔領，佔領了金鐘；本來一兩天，後來七十九天。一開始警察放催淚彈後，就影響往後這運動怎麼走。很多人衝到馬路佔領馬路，警察跟市民互動跟原來劇本不一樣，很多暴力是從警察來的，市民要用很多方法保護自己。示威的人覺得很宗教性的做和理非可能沒用，因為當警察用棍來打你，你還坐在那裡什麼都不做，沒有道理，於是開始有人說要多做一點。
佔領運動完結，在很多人眼中佔領運動是失敗的，而且有很多的懷疑說是因為運動太過於和理非才失敗。再往後幾年在香港就出現大量矛盾，一四年的失敗為香港的社會運動構成很大的分裂。剛才其中一位朋友說香港社運這幾年很多能量，我不覺得，我反而覺得過了幾年低潮。因為在和理非跟比較勇武之間的內部矛盾太大了。其中有好幾件事特別要說。有件事叫「光復行動」，就是有中國大陸遊客打擾香港生活環境，有人就說要光復這地方。但有些人用的方法是去罵遊客，踢遊客的行李箱。這些都是過去的行動中不容許的，因為不是和理非，你很明顯要攻擊一個人。當時很多人說這樣不對，不可以這樣做集體行動。到了旺角，政府說的暴動，一個很大的衝突，很明顯的警察武力，示威的人也用了武力。這事情一發生就有一大批民主派議員，跟很多一般社運參與者說這樣不對，就說我們搞社運不能破壞和平。也是剛好這段時間有選舉發生，有兩個代表，一個和理非代表一個勇武代表，在選舉談到這件事，就變成很大的分裂。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這次看到這樣的圖像作為香港人是挺感動的。過去這五年吵了這麼多，不斷在吵架，就是為了很多人眼中佔領運動沒有成功，問到底是誰的錯。吵架吵了五年，到這次不吵架了，我們團結一起去做，不管和理非或勇武。
為什麼這點會意外地發生？我的理解是基於幾方面。首先，這件事不是六月才發生，從三月份就有很多事情發生。到了四月份，因為這是立法過程，要經大會，然後會開法案的委員會，委員會過了再到大會。過去因為選舉方法的問題，是完全幫北京，所以立法會中親北京的人一定比較多。香港立法會在很多人眼中沒有代表性，北京喜歡的法案拿來一定會通過，這個送中法案到立法會也一定會通過。過去民主派議員會用很多方法去拖延，filibuster，但現在也沒用了，不能這樣做，因為議事規則改了。剛好這一次在四月份開法案委員會的時候，他們找到一個很寶貴的機會可以拖很久。要召開委員會，要先選會議主席。但是誰去搞選主席的會？就是在立法會時間最長的人可以當臨時的主持人，而剛好這個人是民主派。他說我秉公辦理，有什麼問題隨便問，大家就問了很久，拖時間，開了一個又一個會都無法選主席。他們知道一旦進入選舉主席的程序，選出來的一定是建制派，法案就會通過，所以這個關口是民主派議員表現的機會。
剛才說了和理非跟勇武的矛盾，其中一邊是民主派議員不願意支持勇武。這也有選舉的考量，畢竟不是很多人支持這種抗爭行動。反過來，年輕人會覺得民主派沒用、議員沒用。但四、五月份成立委員會的混亂過程中，民主派的表現讓很多年輕朋友覺得他們認真起來，把這件事拖了一段時間。民主派得到了credibility，在公眾的眼中是在做事情。此外，整個六月份也看到很多民主派，特別是比較年輕的民主派，在街頭做了很多事情，去解決示威的人跟警察的矛盾。很多時候警察要抓人了，就有民主派議員去溝通，後面的人就跑了。這個過程讓很多示威的人知道即使立法會可能沒用了，可能什麼東西都會通過，但那幾個民主派議員作為議員的身份還是有用的，可以擋一下。
這個過程構成一個條件讓和理非跟勇武可以合作。到6月9號一百萬人遊行，當天晚上政府宣布維持法案提交立法會審議，當時大家很激動，當天晚上就有一班人去衝立法會。按正常香港政治邏輯，這是會給其他民主派的人罵的，會說不應該搗亂這件事，畢竟早上有和平的一百萬人，為什麼晚上要把事情搞得這麼亂？但這件事沒有發生，當天晚上民主派的人沒有跑出來罵衝擊的人。這是很重要的轉變。這點容許了後面一個月的時間，兩邊不用對罵。6月12號下午，警察出來打示威者的時候，這個問題已經不重要了。你說示威的人暴力嗎？警察更暴力。勇武的問題已經不需要再討論。當有更暴力的對手在前面，已經不用問我們示威的方法對不對。它提供了一個可能性，讓勇武跟和理非有合作機會。這是我想提的，這是反送中運動提供了我想過去香港沒見過的一個可能性：兩邊過去幾年吵架吵這麼厲害，突然之間團結起來。
然後是另外兩個詞：一個是be water，一個是「一個也不能少」。後面的問題，是群眾運動一定會問的「怎麼退場」。所有群眾運動都有完的時候，總要有一個人要出來說「行動結束大家可以回家」。但這句話很難說，因為運動不會立馬有成果。假如有人出來說回家，這個人會被罵，為什麼在士氣高昂的時候說不行。很多時候就是廣場心態，八九年也有這討論。大家都佔領這地方，什麼時候走？是不是大家去投票，現場投票要不要走？但這很難，因為很難定義誰有權參與討論。但是反過來，說「希望留就留走就走」也不行，因為這樣溫和的人都走了，運動會變激烈；而當整個場景的人越來越少，受不住的人會一直走，留下來的人就越來越危險。人不夠，警察就可以推過來。這不是好的方法，要有好的方法決定怎樣退下來。這也是一四年佔領運動特大的問題，也是一四年以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矛盾的理由，很多人覺得這地方、這條街是我衝出來去佔領的，假如現在你說我們現在跟政府談判，談判後從這條街撤退，他們會問：你是誰啊？你有什麼權力代表我？是我去佔領這條街的，你要我退我不願意。
就在這背景裡，Be water 這句話就很重要。每個香港人心裡面都有一個李小龍，李小龍是香港最有名的一位人物，他有一句話是這樣的，有個訪問，當時他還在美國，因為他大學念哲學，武功又很好，有人問他武功後面哲學是什麼，他就這樣說：「抽空你的思想變得無型態，像水一樣，把水放進杯就是杯，可以流爬滴撞，成為水吧，朋友」。大家把廣場看得太重要了，既然你放進水壺就是水壺，那麼水才是重要的，廣場不重要。這句話在香港很多人知道，一四年就有人提出再放進社會運動當中，因為一四年的時候說要搞佔領已經很久，有個方案就有「流動佔領」這概念，警察來趕我們去佔領另一個地方。在這樣的狀態下，警察是打不到你的，但也可以帶來很大影響，後果還是一樣。
這說法在一四年有提出來但沒有做得成，大家覺得已經佔領了為什麼還要走；但是這次發生了，大家願意去想這件事。當大家問要走還是要留的時候，就有人說Be water my friends，我們可以撤，明天再來。6月21日圍警察總部是最明顯開端。警察打人，大家說要有說法，到21日就有人去圍警察總部。但警總不能亂來，衝進去他可以開槍打你，所以大家有意識的只圍但不衝。但要這樣耗下去嗎？本來有人說投票決定去留，但後來投不了票。但這不重要，重點是大家發現走是可以的，走並不可恥，走是一個選擇。當有Be water這概念之後，走就不是給人罵的事情。這是對整個運動很重要的改變。你不會再擔心走還是不走，這可是一四年吵架很重要的原因。
假如可以這樣做的話，不圍警察總部，那我們去圍稅局。圍了之後對他們的工作影響很大，於是稅局就不辦公讓員工回家。大家這時候就發現，這樣行耶，去影響別人工作不能上班大家都不開心，但你讓人家提早下班，大家都開心。原來這樣是可以的。他們就圍了稅局，稅局下班到旁邊另一個政府部門，然後又下一個政府部門，大家等著下班，還有人說「你們下一個可不可以來我們辦公室」。這對運動型態來說是一個很大改變。
接下來是「一個也不能少」。這跟Be water有很大的關係。這次運動有三個香港人自殺身亡……今天早上還有一個說要自殺的幸好沒有變第四個。他們自殺都申明理由是跟反送中運動有關，第一個615，然後629，630。你可以看到這是多麼緊張的狀態。有第一個人，會有人說是烈士；到有第二個、第三個，就會緊張千萬不能再有了。「一個也不能少」這概念就出現。今天早上網路上有人說要自殺，大家就去找這個人；放在運動的場面，變成我們佔領一個地方，我們走還是不走，不走的話會不會有人給警察抓，不要流血、不要犧牲任何一個人，不管是生命的犧牲還是坐牢，就有這樣的說法。
七月一號晚上有幾個人堅決不離開立法會，大家想到有兩個可能，一個可能是他們會自殺，一個可能是警察會把他們打死，當然不打死的話可能也要坐牢十年二十年，這也是犧牲。大家不想這個事情發生，變成大家衝回去立法會大樓把這幾個人抬出來。這是很有趣的狀態：因為這跟整個行動怎麼去理解什麼是和平理性非暴力，什麼是勇武……這個界線已經不是這麼明白，這界線有時候是同一個行動兩邊都在做。
最後兩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關鍵詞，一個是沒有大台，一個是兄弟爬山。兄弟爬山的意思是雖然勇武跟和理非想做的事情不一樣，有人想衝也有人只想遊行就夠，那麼兩邊大家自己做自己的事，這句話變成合理化大家做的事情的一種說法。
但是這種作法會帶來很多問題，因為沒有大台。沒大台這概念要回到一四年的佔領運動中有明顯的靈魂人物，比方佔領運動發起的三子，還有學聯，學民思潮，原來搞反國教的團體，他們比較明顯帶領這運動。這次運動沒有作為運動代表的人物。這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。問題在於當你沒有一起做決定的方法時，甚麼都可以做，但是帶來後果是所有人一塊承擔。這可以出現很大問題。假如有一天，例如說全球化，中國有很多發展，帶來很多污染，而受害的是全世界。就算聯合國去投訴中國，中國政府如果說成是「兄弟爬山、各自努力」，大家不會接受。兄弟爬山這個詞有它的問題，假如有人做了某些事影響其他人，這會帶來的問題。沒有大台，但有沒有大局？沒大台可不可以有大局，就是這整個月要去處理的問題。
很奇怪，這個「大局」在這個月的時間裡，有很多的機會是會出大問題的，都沒有出問題。有些外國媒體說這個運動是一個AI，自己會學習：什麼是大局，怎麼去面對這大局，就有個AI發生。例如6月21要去圍警總，變成要去圍稅局，稅局之後有些人喜歡，有些人覺得搞什麼都好但不要影響我的生活，就好像臺灣有罷工也有人說不要影響生活……但不影響生活怎麼叫罷工？這次運動就有人找不同方式解決，有幾個人特別跑去門口向所有人「對不起」，「對不起」了一整天。大家在學習，有個學習的過程，怎麼做才能讓這個運動能繼續做下去。假如我做一個行動，帶來了不好的影響，那是不是該改一下方法。
不是每個人都願意這樣做，人這麼多又沒有大台，會有預料以外的事情發生。七月一號衝立法會，很多人不明白，當天早上我也不明白，後來我才重新理解這件事。發生之後，政府用很多方法去把事情變成一種手段，向國際說這些人在暴動，用武力，所以這運動是有問題的。這兒出現一個很大的困難：運動中發生了一個事情，做了之後整個運動要承擔後果，該怎麼辦？昨天要面對的是，大家是不是罵這班人？不是。既然都做了，就想辦法把事情說好一點，讓大家明白。另外一點很重要：大局也在改變，大局不是說我一開始就知道是什麼，不是說A會帶來B後果；不一定，會有一些想像以外的事情發生。什麼叫大局，什麼可以做不可以做，很難去在前面就知道。這次運動裡面有一句話，有個人叫黎明，唱歌那個，他有一個外號是說很多時候大家不知道他在說什麼，就有人找出來他的一句話：「你不知道你做的事情有沒有用，但往後你就知道有沒有用」你說是不是沒道理？我是學術出身，我不喜歡東西不可控，但大局不是你早就知道的，是一個發展中的過程。
這後面仍然有個問題：沒有大台，還是要做決定。傳統來說，大台應該是有個大聯盟，有不同團體，有二三十的團體大聯盟出一個聲明，說我們的要求是什麼，所有人坐在一起談，我們叫「宇宙大會」。回過頭來一四年佔領運動也是這樣做。但這樣做會帶來一個很不好的效果：當參加的人越來越多，會有很大部分的人不是在這個決策過程裡，有很多人不是來自這些團體。這些團體的人可能不到1%，另外99%的人無法做決定。其實這很正常，但每當有一個明顯的大台，那麼當運動做了錯誤的決定，或者是你不喜歡的決定，你有明顯對象可以罵。這件事在一四年很明顯：運動突然變得很大，有什麼東西不喜歡，陳健民就成為一個很明顯被罵的目標。不喜歡就罵他，運動很快就有分裂。
這次反送中運動沒有大台，帶來很重要的效果是沒有人給你罵。因為很多決定都在網上發生，在telegram的一些群組，所以大家都是一部分，大家都有ownership，做錯決定時我會原諒他。反過來假如覺得沒有ownership你很快就說沒用就走了。但是，這也會帶來不好的效果。它會把主流的聲音擴大，假如有人不同意現在走的方向，你在網上群組提出，會立馬有一百人來罵你，說是你不對。我們叫這些網上群組做「公海」，都是誰都可以參加。那麼有不同意見的人就會不敢發表意見，主流意見容易成為多數暴力。少數意見可能有道理，但這一刻大家情感上很難接受，就繼續做了，運動就很難去有一個反省的機會。這是沒大台的問題。這會怎麼影響後續很難說，但我們可以看到有這樣的限制。
說到這裡，我希望可以把整件事情放在一個脈絡裡去講。為什麼這個運動這麼不正常？一四年以後吵架吵得很厲害，這種吵架後面有個結構背景。這裡有兩點我特別想說。第一個是香港的公民社會互不相信很嚴重：原因不難理解，香港抗爭在過去二十多年是不斷往下走的，就是很多本來覺得沒問題的東西越來越有問題，環境變得越來越糟糕。這樣的大環境裡很容易會有人要找代罪羔羊，說是因為你不好所以才失敗。那到底誰做的不好？還是其實只是大環境不好？反正我很不高興就要找人罵。在這個環境裡很容易會分裂，特別是沒有成功時，或很容易定義某件事情不成功時，就會分裂。因為團結是有代價的，團結代表要妥協，要犧牲一些原則跟別人合作，你就會問這樣有什麼回報。假如我有成功希望我會這樣做，但也會有人不這麼想，覺得反正一直在失敗，就會有分裂的趨向。
這問題在立法會裡特別嚴重。這兒要講一下選舉方法：它跟過去台灣立委選舉方法有點像，跟現在地方選舉一樣，就是一個選區有好多個席位，比方有九個位置，大家都去參選，可能二十個，得票排名頭九個當選。這帶來很不好的效果：理論上11%就可以當選，現實上7%就可以當選，因為候選人很多。假如一個選舉方法是7%就可以當選，你就不是去說服中間的人而是極端的人，因為得罪93%的人無所謂。民主派候選人不是攻擊建制派，而是攻擊同路人，民主派攻擊民主派。因為都是同一個票源，要去穩住自己人，最方便就是說「我才是真的民主派，他不是，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」。這說法不需要說服所有民主派，說服7%就當選了，這樣做民主派內部會有很多分裂，互不相信。這跟公民社會勾在一起，整個香港的社會運動有很大的結構性原因要分裂。在這樣背景下，這次反送中運動很奇怪，現在我們看到的團結能不能繼續，我不是很有把握，因為叫做結構性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無法簡單敲破。
時間不是很夠，但我還想點出整個香港管治體制上的問題：議會出了問題，反對派出了問題，媒體出了問題……我還得點出一點，建制派忘記自己也有問題。香港所有東西都出現結構性問題，包括建制派，但他自己不知道，因為他有權力，但這不是他的是中央給他的，所以當他做錯事情後果會很嚴重。
往後怎麼走呢？這張圖片是16號拍的，兩百萬人那一天。我有兩個想法。我沒有很好的建議，結構性問題是要結構解決，不是個人能解決。但我有一個提議：民主派或社運支持者要調整心態，不要覺得是最後一戰。很多時候尤其年輕人，特別第一次參加的人會覺得這次要打倒所有的打壓我們的人。今天一開始我是從1960年開始說起，所有東西都有過程，和理非跟勇武合作前面繳了五年的學費。假如從這個方向去看，把成功定義訂得很高，就很容易不再繼續下去。這後面也有結構性的原因，因為7%就當選，總會有人跑出來說上次沒成功是因為選他，所以今次要選我，他們有結構性原因把目標提很高，這需要大家去提醒這樣做對整個運動有沒有好處。
至於一國兩制怎麼辦，我不可能在最後一分鐘回答這個問題。但是大家今天拿了《香港第一課》的節錄，我有寫到這方面。但也有個方向是我沒有提到，因為寫在這個事情還沒發生。我的看法是我們可以用2003年發生的事情看今天發生的事。當時五十萬人大遊行改變香港一代人，也改變中國大陸對香港的作法，那麼這次會不會也改變中國大陸的作法？假如會，會怎麼改變？我認為會收緊，對北京來說假如香港政府搞的不好，那就我自己來做，找一個完全聽命中央，不只立場連做事方法都聽中央的人。但這背後也有結構性問題。在中國維穩是一個產業，有太多利益在裡面。統治香港的階層也是一個產業，很多人通過對中國大陸表達效忠來賺錢，這結構不會容易去改變。
但是我有個希望。很快十一月份就有區議會選舉，很多人有熱情想去參與選舉。假如回到零三年七月一號的遊行，然後十一月份選舉後灣仔區變天。這是很少發生的事情，之後民主派在灣仔做了很多充權工作，利東街的保留運動就出現，然後有天星碼頭，有反高鐵的運動……這些都可以要往前回算到71大遊行。那麼這次反送中運動會為十一月區議會選舉帶來什麼影響？有沒有可能會有一兩個區變天？會不會生出新的脈絡出來？
我就說到這裡。謝謝大家。
